1981年，我37岁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普利高津热力学与统计力学研究中心，开始了从等离子体物理和核聚变研究转向经济问题的理论物理模型。在6年的研究生期间，我完成了两个博士论文的课题，分别是劳动分工和经济混沌。通过非线性随机过程和非线性决定论模型，解决了劳动分工和经济周期等经济学基本问题，开创了物理学博士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先例，成为复杂经济学的先驱。
在普利高津研究中心，我研究了劳动分工起源的演化动力学机制，并在1987年发表了关于人类不同文化学习竞争的分工机制的学术论文。这篇文章解决了生态学逻辑斯蒂增长模型与社会学信息扩散模型的关系，引入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学习竞争模型，解决了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的稳定性和创新优势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劳动分工的竞争优势问题。
在后续研究中，我引入了多台阶的随机增长过程，发现了转型期出现多峰分布的现象，证实了非均衡的统计力学会产生多峰分布。这一发现得到了人类学家的支持，因为他们提供了女孩青春期发育双峰分布的观察数据。这种多峰分布的现象也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总统大选中得到了验证，打破了主流数理统计模型的单峰分布模型。
在国际研讨会上，我驳斥了演化生物学家Gould关于分岔论和突变论的质疑，提出了现实的分岔机制，并举例说明了历史上和企业中常见的分岔现象。这些研究成果得到了熊彼特学会的认可，并在2014年发表在演化经济学杂志上，挑战了三位诺奖经济学家的理论。
最终，我将代谢增长论发展为可持续的增长模型，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无限增长论和供求曲线的线性模型违背了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生态学的资源约束。我认为，代谢增长论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
在面对当代社会的挑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无限消费的危害，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才能更好地解决全球暖化、生态危机和贸易战等问题。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结合，我们才能找到更好的发展路径。
